风投募资越多回报越低?AI 热潮下的风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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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前来源: blockweeks.com
风投募资越多回报越低?AI 热潮下的风投危机

作者:Jerry Neumann,哥伦比亚大学前创业学教授、资深退休风投家

编译:深潮 TechFlow

深潮导读:曾以“小而美、严守纪律”著称的 Benchmark 和 USV,近期双双大幅扩充募资规模,人均管理资金达到历史巅峰。这场背离初心的转向,折射出整个风投行业正被 AI 军备竞赛与巨额资金集中化裹挟的严峻现实。

资深投资人 Jerry Neumann 借助奈特“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并对照 20 世纪 80 年代的历史危机指出,当资本增速远超合伙人认知承载力时,机构必然会放弃不确定性冒险,退化为追求确定性的杠杆并购或成长股权投资。

风投的超额回报本质上源于承保无人涉足的真正不确定性。当头部巨头沉迷于资金规模与溢价防御战时,传统的风险投资模式正再次走向局部消亡,而孕育下一个技术时代的希望,将重新落回那些敢于押注冷门未知的敏捷小型基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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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弃克制:两大早期图腾的巨额转向

2024 年,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早期风投机构之一 Benchmark 募集了一期 $4.25 亿的基金,同时该机构合伙人们自身额外出资了 $1.7 亿。这意味着五位合伙人每人平均需要管理近 $1.2 亿美元。

在当时致出资人(LP)的信中,合伙人们明确表示,他们刻意将基金规模维持在以往水平,旨在“倒逼自律与责任感,从而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

然而在今年 6 月,Benchmark 筹集了总额高达 $20 亿的资金池:其中包括 $7.5 亿的早期投资基金,以及该机构破天荒首次设立的 $12.5 亿成长型基金。同样由这五位合伙人共同打理,人均管理规模骤增至 $4 亿美元。曾经“真正重要的事情”,似乎悄然发生了质变。

十年前,过去二十年中备受推崇的早期投资标杆 Union Square Ventures(USV)创始人 Fred Wilson 曾公开写道:“如果让 USV 去管理一支规模达十亿美元的基金,我晚上恐怕会彻夜难眠。”

直至 2024 年之前,USV 的核心基金规模始终严格克制在 $1.25 亿至 $2 亿美元之间。然而就在今年 10 月,USV 宣布完成 $9 亿新基金募资,包含 $5 亿核心基金与 $4 亿机遇基金,由五位投资合伙人掌舵。Wilson 正在极其危险地逼近他曾经的失眠梦魇。

Benchmark 与 USV 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们名扬四海且赚取巨额回报的立身之本,全在于极早阶段对初生企业的精准赋能。选择募集远超以往规模的大基金,无异于在背弃自身最擅长的绝技边缘试探。

但这并非孤立事件,它们不过是顺应了整个行业近年来向巨型基金狂飙的浪潮。2025 年,排名前 10 位的风投基金吸纳了全行业三分之一的资金,远高于 2021 年的 13%。

这种向头部集中的趋势还在加剧。2026 年迄今,规模超过 $10 亿的巨型基金吞下了全美风投总募集资金的 72%,而这一比例在 2025 年为 34%,十年前仅为 16%。但拿到巨资的机构并未同比例扩充合伙人团队。越来越多的资金正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已成为全行业的共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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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来源:2026 NVCA 年鉴、Pitchbook

在很大程度上,风投机构的报酬直接与其管理的资本规模挂钩。Benchmark 和 USV 这样战绩辉煌的顶尖名门,凭借过往功绩为每位合伙人争取更多资产管理规模,从商业理性上看合情合理。

但风险投资的底层逻辑始终依托于两大支柱:一是投资于那些资金消化能力存在客观物理上限的新生微型企业;二是每位合伙人必须亲力亲为、积极管理那些时刻面临新生易夭折风险的被投项目。当人均管理资金暴增,这两大支柱必碎其一。在哪个临界点之后,这甚至已不再是风险投资了?

风险与不确定性:风险投资成立的根本基石

20 世纪 60 年代的风险投资开拓者们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建立由小额试错构成的投资组合,并对其中已经证明自身可行性的企业进行后续大额追投。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因为在创投世界中,回报严格遵循极端幂律分布,且创业公司日常面对着根深蒂固的极端不确定性。

最早提出创业经济学理论的学者 Frank Knight 曾对“不确定性”给出了经典界定:当你知道输赢概率时,面对的是“风险”;而当你对概率完全无从知晓时,面对的则是“不确定性”。

成熟且运转良好的常规公司承担的是风险,而初创企业面对的则是纯粹的不确定性。当存在确定性时,企业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当面对可测算风险时,二级股票市场与私募股权基金自会入场定价。

但当真正的极度不确定性降临,当一家企业的立足根基建立在当前人类认知完全无法预知的变量之上时,唯有风险投资能够提供解法。简而言之,这就是风险投资模型能够运转的全部真谛。通过分散投资大量微型团队并分阶段控亏,风投家才得以驾驭不确定性。

管理优良的既有巨头并不畏惧承担风险,保险公司与银行每天都在买卖风险,但它们要求统计学上的可预测性。因此,大公司会在体制上系统性剔除那些无人能够理性测算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项目。

这意味着,唯有别无选择之人,才会去追逐充满不确定性的边缘构想。这些别无选择的人便是创业者,创业者的天职正是为了承担不确定性而生。这种探索避开了与资源丰沛巨头的正面交锋,为初创企业争取到了狭窄的发展窗口。

历史上最成功的创业者往往通过创造前所未有的全新市场来驾驭不确定性。进入既有市场的收益上限受制于已知的容量盘子;但全新市场代表着世人从未涉足的全新空间,其上限无法估量。当苹果公司在 1976 年创立时,无人知晓个人电脑的市场究竟有多大。

这种超预期的积极惊喜,造就了商业结果极为诱人的长尾分布。面对极端不确定性的理性策略,绝非在前期孤注一掷豪赌一家公司,而是构建多元组合,并通过分轮次注资保留后续追加的权利。

当资金过多:合伙人时间与收益率的双重诅咒

创业者无法同时兼顾多个不确定性的想法,全力打磨一个项目就已让他们筋疲力尽。这正是风险投资的社会分工意义所在:风投机构通过在组合层面管理不确定性,让身处第一线的创业者能够全神贯注于自身的具体业务。

风投合伙人既要管理自身的投资不确定性,又要协助初创团队抵御外部风险。但合伙人的精力存在着牢不可破的生理极限。传统经验法则是,一位合伙人能够作为核心领投人深度参与并出任董事的公司,上限通常仅为 10 至 12 家。

为了增加每位合伙人名下掌管的投资体量,机构通常只有两条路径:要么增加投资的项目数量,要么在每个项目上硬塞更多资金。

若机构选择增加投资标的数量,合伙人就不得不退出深度领投角色,转而依附于外部领投方的尽调判断随波逐流。但这种搭便车行为会从根本上瓦解通过深度赋能管控企业夭折风险的机制。

另一种做法则是对单笔交易加大下注规模:要么在早期阶段不惜代价支付更高估值溢价,要么将资金推向更后期的轮次。然而,无论是前期支付畸高估值,还是后期买入不确定性已被大幅稀释的成熟标的,都会不可逆地侵蚀资本的长期回报率。

后期的成长型投资本质上已演变为一种截然不同的金融品类。它管理的是已知概率的常规风险,而非探索未知的纯粹不确定性。这也要求合伙人耗费大量精力去与外部私募买家周旋谈判,严重挤占了原本投入在早期培育上的心力。

历史的回响:20 世纪 80 年代的风投猝死危机

每个合伙人管理资金过多导致整体回报率暴跌的现象,在创投历史上早已上演过完整的惨痛周期。

1979 年,美国修改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中的谨慎人规则,首次为养老基金巨额资金涌入风险投资行业扫清了障碍。在短短五年内,全美风投年募集资金规模暴增十六倍,从 1978 年的 $2.18 亿火箭式蹿升至 1983 年的 $36 亿美元。

然而,全行业专业投资人才的培养速度根本无法匹配资本涌入的惊人洪流。从 1978 年到 1987 年,风投行业从业人员的人均管理资产规模整整翻了三倍,从 $400 万激增至 $1200 万。

这一失衡最直接的恶果是估值泡沫飙升。《华尔街日报》曾在 1983 年撰文指出:“年轻公司的估值上涨过快,以至于传统早期风投已极难赚取其所必须的 5 到 10 倍回报。”行业整体净内部收益率(IRR)中位数从 1982 年的高于 30%,一路自由落体滑落至 1988 年的约 8%。

膨胀的基金规模引发了更致命的连锁反应:市场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早期创业公司能够承载如此庞大的资金。《华尔街日报》在 1988 年记录道:“庞大的基金体量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让种子期投资从核心业务沦为可有可无的边缘附庸。”

早期种子轮投资占全美风投总额的比重腰斩,从 1980 年的 25% 暴跌至 1988 年的 12.5%。作为应对,诸多风投机构索性调头转去做杠杆并购(LBO)。这一品类在 1980 年尚无立锥之地,到了 1986 年竟吞噬了全美 23% 的风投资金。

包括 J.H. Whitney、Patricof、Warburg Pincus 在内的多批老牌风投,要么大幅涉足、要么彻底转型为 LBO 私募机构,甚至红杉资本当年也曾尝试过杠杆收购业务。

那些依然坚守风投名号的机构,则开始远离不确定性冒险,转而去资助成熟存量市场的存量整合、同质化跟风竞争者以及毫无技术壁垒的传统零售生意。办公用品超市 Staples 曾是一笔不错的投资,但随后两年内,投资人蜂拥向至少 16 家同类超市连锁砸入近 $2 亿美元。

这迅速演变为恶性价格战与倒闭潮。由于风投资本企图通过消灭不确定性来追求低波动,最终在整体上落得一地鸡毛。

随着资金从技术源头大举抽离并涌入并购与成熟行业,真正从事核心技术创新的新公司出现断崖式下跌。全美新科技产品公司的设立数量在 1982 年见顶后,至 1991 年重挫 28%;独立软件开发商的新增数量更在五年间暴跌 76%。

面对无标的可投的窘境,流向风投的承诺资本在 1989 至 1991 年间腰斩 71%。Marc Andreessen 在描述他 1994 年初抵硅谷时的场景时曾直言不讳:“那里彻底死掉了,死气沉沉的一潭死水。”

简而言之,曾经辉煌的风险投资行业,因为规则放开迎来了远超消化能力的过量资本;当钱的增速快于懂投资的人才时,回报开始坍塌;机构为了应对,退缩并放弃了不确定性,从而陷入回报更低的恶性死循环。

AI 军备竞赛下的重蹈覆辙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模一样的历史十字路口上。按照 Benchmark 2026 年新基金的规模计算,每位合伙人需要投资 $4 亿美元,是其两年前认定的能够保持专注规模的三倍以上。USV 的每位合伙人如今也需要操盘 $1.8 亿美元,同样是过往管理资金的数倍。

这绝非个案。全美风投募资在经历 2022 年 $2230 亿的巅峰后,于 2025 年骤降至 $670 亿美元。尽管今年数据有所反弹,但巨量资金正在不可阻挡地向极少数超巨型基金集中。如果历史有任何警示,我们很可能正在重演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阵痛前夜。

没有人会蓄意破坏风险投资。眼前的巨额膨胀本质上是一场停不下来的军备竞赛。生成式 AI 的爆发将资本门槛与市场估值推向了极其离谱的高度,似乎唯有手握重金的巨型基金才配拿到入场门票。

前沿实验室动辄需要数十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与训练基座模型,诸多新兴 AI 初创在首轮融资便开出天价,例如 Thinking Machines 在 2025 年斩获的高达 $20 亿规模的首轮融资。但无论初衷如何堂皇,这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风险投资的基本戒律。

OpenAI 早期面对的是真正无人知晓的不确定性。这种纯粹未知赋予了它长达数年探索底层技术与商业闭环的从容时间,其在创立前几年仅仅消耗了约 $1.3 亿美元。而如今涌现的多数 AI 公司,踏入的早已是一个高度饱和、巨头环伺的成熟竞技场。

它们之所以能融到巨资,是因为底层不确定性早已被先行者探明;但与此同时,它们必须面对全球资源最雄厚的科技巨头的绞杀。风投家们仿佛重回 80 年代,热衷于在红海中博弈已知风险,却不敢真正去拥抱未知的不确定性。

用承保不确定性的天价估值,去买入置身于同质化厮杀中的常规风险企业,最终退出的真实回报率注定无法弥补高昂的入场门票。正如通用汽车在 2016 年自动驾驶炒作顶点以超 $10 亿收购 Cruise,最终却在 2024 年被迫关停收场一样,繁华落尽终见底色。

大钱向左,风投向右:灰烬中的下一代先锋

风险投资本质上是通过承保极端不确定性,在幂律分布的右侧长尾中获取超额利润。当一支基金分配给每位合伙人的资金严重超载时,他们要么被迫妥协去做糟糕的溢价交易,要么只能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寻求安全感。前者是糟糕的商业买卖,而后者压根不再是风险投资。

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投资正再次步入其局部消亡的周期。投身于成长股权投资或杠杆并购本身无可厚非,市场确实需要这类资产搬运工。但世界同样不可或缺真正的风险投资。当大基金集体漂移离去,小型敏捷基金必将接过探索火种。

历史的韵脚正在当下清晰回响:Lightspeed 设立了超过 $7.5 亿规模的基金专门用于收购存量老企业并强行套上 AI 包装;Thrive Capital 则斥资 $76 亿美元去杠杆收购拥有 150 年历史的传统家庭安防公司 ADT。

最顶级的昔日风投巨鳄正在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资产打包重组与并购上,而专注在种子期与早期的纯正创投力量却在经历严峻缩水。

与此同时,专注在种子期与早期的纯正创投力量却在经历严峻缩水。2025 年首发基金(First-time funds)占全美风投总额的比例骤降至历史最低的 10.9%;规模低于 $1 亿美元的早期微型基金占比也萎缩至仅 11.7%。

但切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萧条期,正是像 Kleiner Perkins 和 Accel 这样死守早期不确定性的独立清流,最终在随后的 90 年代互联网浪潮中蜕变为统治时代的创投神话,引领了全人类波澜壮阔的创新复兴。

风险投资在 80 年代未曾真正灭绝,这一次同样不会。吸睛夺目的巨额资金终将占据媒体头条,但创投行业真正澎湃的未来脉搏,永远只属于那些怀揣清醒敏锐、默默在未知边缘陪伴创业者探索全新市场的少数派投资人。